涉江采芙蓉，低头弄莲子

来自萧萧落木      作者：沈睿 2009-06-29 13:20:31  

以前我在独角兽网写博客。后来独角兽被迫关了我的博客，一个读者向我推荐牛博而我就自动到牛博网来，继续写博客。到了牛博，发现牛博很牛，牛博里人才济济，当然有等级：有的高级，在上半身；有的低级，在下半身。我每天把两个半身的文章都浏览一遍，算是了解牛博全身的观点，特别是中国的有不同政见的很酷的人们对中国日常事务的观点。

中国有不同思想的人们的政治观点，基本都在牛博里有声音，所以牛博网在网站的星群中有代表性。伯克利大学的中国新闻网摘里的公民博客，很多文章和人都选自牛博的作者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dt-citizenbloggers/。我自己那点不多的对中国有不同思想的人和观点的知识，大多来自牛博、德塞和天益网。（我从来不读人民日报强国论坛等网站，所以基本忽视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者们的观点，虽然这些人的观点我也略知一二，可是他们的文章太难看，我不爱看，所谓味不同，不同道也）。我很爱看牛博作者的文字，很多文字很好看，虽然也有很多不好看的。

看多了牛博的文字，我发现牛博的作者很喜欢用一个描述女人身体的贬义的字眼“逼”。通过用这个字，这些牛牛的人就显得更牛，几乎近于酷了。我读这些作者的语言，读多了，觉得这些牛的作者用女性的身体的某个部位表达自己，也许真的很酷，很思想，很具表达力，透着他们都是堂堂男人，都有不同于女人的身体的部位。我把他们定义为：很酷的网人：爱说“逼”的酷人们。比如，我看这几天的文章，这些题目一直都醒目地在那里：“装逼撞墙”（艾未未），“没想到傻逼这么多” （罗永浩）， “我为什么总说自己是傻逼”（毒头），……以上几个作者的文字，都挺好看的，但是他们都似乎爱说这个字并因为说这个字显得很酷。有些人不仅爱说这个字，还喜欢用这个字“操”。比如创造社新任社长“嫣然一笑，等你来操”之类的。

“逼”这个字，指的部位我们都知道。用这个字表示轻蔑或不屑或傻或嗫，不知道是从远古或现代的什么时候开始的。远古，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就有蔑视女性的传统，比如三个女人在一起，远古的人就认为“姦”。对这个字我很不明白，三个女人在一起叠加，怎么会有不正当性关系？现代，急于领导中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党，表面上提倡男女平等，文革的时候强手树立硬女人形象，实际上以党的权力压迫每一个男性和女性，剥夺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经济改革之后，中国文化大反动开始——反对党的宏伟叙事的话语而动，落入的是中国文化的老巢老臼：厌女。

“逼”这个字在提倡民主人权的网站里这么火，好像不骂女人的身体就不是民主者一样，使我在博客的文章里遇见这个字，就试着把逼字换成蛋。我这么念：“装蛋撞墙”，“没想到傻蛋这么多”，“成立傻蛋党”。念了几遍，我明白了，蛋是这些人身上有的，骂起来不解气，还是骂自己不具备、女人具备的东西比较解气，出气，比较合传统的拍。再说，蛋，相对于“逼”来说，如同阴阳，阳是正面的，阴是负面的。蛋是正面的，女人的部位是贬面的。 骂人的，一般都是骂别人娘，有几个骂爹的？惺惺惜惺惺，有蛋的人联合起来，骂没蛋的人。

提倡民主人权，非常值得我钦佩，学习。但是，民主也罢，人权也罢，最根本的是对人：大人，小人、男人、女人，白人、黑人……每个人的人权的尊重。尊重人权，包括不辱骂别人，不用人身体的部位或肤色贬低他人。如果提倡人权的有蛋人都厌恶蔑视没有蛋的人，我怀疑如果他们有一天成为主导的国家宏伟叙事的叙说者，对任何他们不喜欢的人，他们就定性为有“逼”的人——也就是女人。如同当年定性某些人为“黑五类”之类的。

民主不仅仅是政治体制，民主是世界观，是对人的态度，也是对事的立场。我希望提倡民主人权的人尊重女人，不要用女性身体的部位指称他们不屑的事务。尊重女人，是尊重人权的一部分，是尊重自己的母亲姐妹妻子女儿。热爱和提倡民主和人权的人们应该有基本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从自己做起比从政治制度做起容易得多。

不能再相信微博啦，看到什么好文章直接收到本部博客！在铂程斋看到的。

鄢烈山 

     在现代汉语里，“贪生怕死”是个贬义词。大概是常与“贪污”、“贪婪”一类贬辞相连的“贪”字给害的;倘若改为“恋生怕死”，语感如何呢?

    其实，“贪生怕死”是人的本能呀。而“本能”只能升华或超越;若与人的“本能”作对，企图抹杀它，比如否定人的利己本能搞“斗私批修”或“大公无私”注定是建乌托邦，是要失败的。

    古语说“蝼蚁尚且贪生”，这种修 辞隐含的不言自明的意思是:何况人呢!“贪生怕死”既然是人的本能，那就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将基本人权排序，安全（免于死亡的恐惧，包括受伤害横死、因匮乏冻饿而死、生病暴死等）肯定位列第一。

    另有一个无骨气却坦白的大俗话就是“好死不如赖活”。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与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这是他们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作品），分别讲了死亡的威慑对人的精神状态的摧残。前者有个场景是男主角“葛优”在镇压地主的枪声中吓得尿了裤子;后者是不惧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兵痞的京剧大腕“张丰毅”，“建国”后经一连串“人民民主专政”的群众运动，在“文革”中变得“老老实实”。作者当然不是要嘲笑“葛优”和“张丰毅”贪生怕死的怯懦，而是试图追问是什么力量把人变得这么卑怯。

    本来，最美好的生死状态，应当如庄子所说:“适来，时也;适去，顺也。”庄子的顺生论即顺其自然，享受天赋寿命。可是，纵观上下五千年，中国人要实现这一点谈何容易?历朝历代中国人死于非命的太多了!

    粗略梳理一下，严重“逆生”（基本人权不保，专制极权的酷虐使人做出违背“贪生怕死”本能的选择）的情形大约有四种。

    其一，严刑之下，但求速死。

    严刑逼供是中国“司法”的传统。连中国人理想中的“包青天”也是这一套，不是抬出龙虎狗三种铡刀威慑当事人，就是动辄喊“大刑伺候”。这种“司法”模式的价值预设是视人命如草芥和“有罪推定”。可耻的是这种前现代的野蛮的“司法”传统，在今日的中国仍然强势存在，“重刑之下，何求不得”仍被一些公安人员视为办案的传家宝。最近，安徽省亳州市又曝出一起“佘祥林式错案”:青年农民赵新建被冤杀人奸尸，真凶偶然落网才使他得以洗清罪名。办案人员严刑逼供，赵新建难以忍受，只求速死以解脱，便按警察的提示有什么“招”什么。

    天下有几人能做“江姐”，竹签贯指不动摇?京剧《玉堂春》里刘潘两位大老爷重审苏三“谋杀”亲夫案时说:你不该招供呀!苏三道:“无情的拶子，我难受刑。”我想，假如我被上了拶刑，不会比苏三更坚强。美国大兵上战场身上带着多国语言的“护身符”，军方和道德舆论不仅将抵抗无效时的投降视为当然，而且容许在被俘受刑时招供（为此，当然要有相应的保密和防范措施），就是对“贪生怕死”权利的尊重。连麦克阿瑟那样强悍的人，对胜利后从日军战俘营解救出来的将士也表示了相当的同情、敬重和歉疚。

    最野蛮的统治者，往往连“敌人”但求速死的愿望也不予满足，反而故意折磨之以增加临死的痛苦。莫言的长篇《檀香刑》和周实的短篇小说集《刀俎之间》，对凌迟等反人性的杀人“艺术”有惊心动魄的描绘。“文革”中和之前，将死刑犯先大会批斗、汽车游街再枪毙，这种精神上的“凌迟”算是20世纪的创造吧?

    其二，峻法之下，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有两种。一种是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去感动掌握生杀大权者反而保全了生命。《蒙田随笔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里都有这样的事例。这种情形要求“司杀者”有惺惺相惜的品格或刘备、宋江那样的揽才之心。

    另一种，俗话叫“死里求生”、“狗急跳墙”、“兔子急了也咬人”。

    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陈胜吴广起义。秦二世元年七月，陈吴等900人被征戍渔阳，在大泽乡遇大雨，道不通，不能按期赶到，依法皆当斩。陈胜、吴广乃谋曰:现在我们失期当斩，逃亡也是死罪，“举大计”造反也不过是死罪，同样是个死，何不赌它一把，兴许还死不了有好日子过?

    这种严峻到不近人情、逼人拼死一搏的效果，是秦王、李斯当初订律时没有想到的吗?不得而知。

    其三，暴政虐民，厌生轻死。

    对此，老子有最透彻的表述。《道德经》第74章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75章解释道:“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为什么人民填不饱肚皮?因为统治者吞吃的赋税太多，所以人民只能挨饿。为什么人民难以管理?因为统治者恣意妄为，所以人民难以服从。为什么人民不怕死?因为统治者自我奉养太奢靡，所以人民了无生趣。）这里有一点需要解释，即为什么统治者“厚生”，人民就只能“轻死”。因为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总财富没法跟今天相提并论，正如高亨所说“厚养则苛敛”。文中所谓“有为”则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好大喜功”、“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好比为此而不顾民众死活搞强行征地、拆迁。

    所谓“民不畏死”，就是说，苛政猛于虎，会搞得人民“生不如死”;若搞得人民生不如死，你再用死刑来威胁他们有什么用呢?“文革”中有句黑色幽默道:“中国人连活都不怕，难道还怕死吗?”就是这个意思。那时候，几个“铁姑娘”相约同时上吊或投河的，不是一起两起，更不论老舍、范长江等挨整而自杀的文化人。

    今天还有这种“轻死”的情形吗?有，肯定有。被久欠薄薪的农民工，上街以自杀示弱博取怜悯来讨薪被称为“跳楼秀”，甚至被诬为“恶意讨薪”，这里姑且不谈。走投无路之下，身怀利刃或炸药讨薪，宁肯与老板同归于尽的案例所在多有。他们的不怕死实在是逼出来的。若嫌屁股坐在不良老板一边、不为被欠薪的农民工做主这样的政府行为叫“暴政”刺耳，那就叫“恶政”好了。

    至于为什么有那么多“砍手党”、“飞车党”的“党徒”，为抢区区几百元就敢于铤而走险，拿别人和自己的生命冒险，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从略。

    老子说:“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即，如果能够使人民常怀恋生畏死之心，而对那些越轨作恶者，我们能够把他们逮住消灭，谁还敢犯法?有人说这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但其中隐含的两点前提确是社会安定的基本条件。一是要让人民觉得活着还有一点生趣，生命值得珍惜;二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像明末李自成起义，为什么一呼百应，大落能大起?饥民太多，与其老老实实等死，当然不如跟闯王闯一闯。此外，朝廷剿抚不定的机会主义，使“杀人放火受招安”成为一条晋身之路，自然也是鼓舞投机冒险的原因之一。今天仍然存在的“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现象，是否这种遗绪?

    其四，以理杀人。

    提到“以理杀人”，人们想到的往往只是男权社会的妇女贞操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实，“以理杀人”的“理学”的经典表述“存天理，灭人欲”，所杀所灭不仅是妇女，也包括被程朱理学洗脑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男性士大夫。明朝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是明初的方孝孺，他忠君忠到不怕自己杀头也罢，还要放出不怕“灭十族”的狠话，让他的师门一“族”也受了株连———虽然主要的罪责在极其残忍的明成祖朱棣，但他的偏执与“大义凛然”无疑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另一个是嘉靖皇帝时期的状元、大学者杨慎（升庵），因所谓“大礼议”（关于以旁支入继大宝的明世宗的生父与叔父的称谓之争），与大臣们一再哭谏于宫门，等于向皇上示威抗议其不守礼制，致使旬日之间两被廷杖，流放云南烟瘴地面直到老死。他自以为是存天理，实为于民生无所谓损益的政治自杀。以理杀人在近现代，最多用最凶险的就是“洗脑”。关于这一点谈论起来颇为费辞而多有不便。我们知道纳粹靠洗脑，在人文底蕴不薄的德国煽动了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日本军国主义者靠洗脑，训练了“神风特攻队”之类“人机合一的炸弹”;当代的恐怖头子本·拉登一伙也是靠洗脑来培训“人肉炸弹”。这种种“以理杀人”，其实也不是纯粹靠“精神原子弹”，同时兼有威胁和利诱。今年有人采访过日本幸存的“神风特攻队员”，受访者说当年自己的同伴们临阵也怕死，也思亲，但没有回头路可走。而我们知道恐怖组织培养的“人弹”想的是，死后可以上天堂，那里有数个美女在等着英雄的到来，或者家族因自己的死而荣耀，家人因而得到优恤摆脱生活困境———这是以理杀人兼以利杀人。

    对了，我要在这里顺便谈到网上暴戾的“民族主义”。有不少人在现实中的表现是否大义凛然、敢作敢为颇为可疑，网上的英雄好汉比现实中多得多则是显然的。这些人动辄骂别人是“汉奸”、“卖国贼”，似乎不共戴天，必欲食肉寝皮而后快。他们是“以理杀人”的高手，可惜手上没有一把有物理量的杀人的钢刀!要是这帮人掌权，大概沦陷区的两亿多当了“亡国奴”的中国同胞都得活埋。按他们的逻辑，中国共产党当年就不该到敌占区去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因为:敌占区的那些人信奉“活命哲学”，在日本人要来时，没跟国民党逃到大后方去;鬼子进村时，没有拼命或自杀;鬼子占领后，有的还参加了“维持会”（即使他们“白天应付鬼子，晚上私通八路”）。不过，我又不明白，他们对为虎作伥的才子胡兰成以及爱上他的才女张爱玲却又非常宽容。搞不懂这些人的逻辑，不说了。

    还是说“贪生怕死”的权利。既然是个人的权利，个人就有处置的自由。换句话说，我可以“贪生怕死”，也可以舍生忘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死不屈（儒教讲“士可杀而不可辱”，当然不反对以死明志;基督教好像是不可以这样的，但丁的《神曲》让那些自杀者都下了地狱———不管他们因了多么高尚的缘由，都是对上帝安排的命运不服从吧）。

    至于“杀身成仁”的“仁”是否真的仁，值得杀身以成之，那得由个人的信仰来决定（在我看来，方孝孺杀身成的那个“仁”颇为不值，谁当皇帝本来就是人家姓朱的家事，唐宗宋祖抢了皇位还是比别的皇帝有为有德的明君）。至于舍生取义的那个“义”，也多是由本人来感知取舍，并非全无疑义的（比如《史记》中记载的那些颇重信义的刺客，今天看来不过是做了权势者复仇的工具）。

    有两个颇为流行的段子。一个是关于解放战争英雄董存瑞的，说他拉响炸药包时喊的不是“为了新中国，前进”，而是“不要相信××人”。另一则是关于少女英雄刘胡兰的，说打退国民党军队后我们的记者去村里采访，乡亲们说“娃是好娃，就是反应慢了些”———国民党军官说谁是“八路”、“共产党人”的站出来，大家都后退了一步，她还站在原地就被当成“八路”给杀了。两人显然是受了今天所在多多的贪官污吏的“株连”。“三信”（信仰、信任、信用）危机的日渐加深，使许多人病态地乐于解构崇高，恶搞那些曾经的革命偶像。

    然而，不可否认，人类文明史上总有许多超越个人得失、舍生取义的英雄。不然，我们没法解释像沙俄时代贵族出身的“十二月党人”那样一批志士仁人的存在。信仰、信念的力量确实很伟大。这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而为万物之灵长的缘由和理由。

    “乱曰”（总结我的观点是）:

    “贪生怕死”是人的本能;要让人民安居乐业珍惜生命。

    要独立思考，警惕那些唱“牺牲谟”、要别人为他火中取栗的骗子，警惕那些反人性反人类鼓吹恐怖主义的政治疯子，不要做枉送了卿卿性命的炮灰和罪人，还自以为很悲壮。

    衷心崇敬那些忠于信念、有献身精神、舍生忘死为人类社会谋福祉的志士和烈士———自己做不到也罢，万不能以诋毁他们来消除自惭。

    你有选择是否“贪生怕死”的权利和自由，但权利和自由是有边界的，个人选择是要负责的———

    你可以为竞技冒生命危险，你可以为探险而冒生命危险，甚至找刺激为冒险而冒险，但无权捎上别人，也要尽量顾及家人的感受，理性地采取减少风险的措施;

    你自愿参加了某个组织，就得遵守该组织“冲锋在前”或“保守秘密”之类的规约;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既然应征入伍，上战场就不能临阵脱逃而要英勇杀敌;既然当了警察，就不能临危退避，该出手就要出手;既然当了医生，就要跟病人打交道救死扶伤，不能扔下传染病人逃走;既然当了记者，就要不遗余力追寻真相，不能怕被揭露者威胁而放手……诸如此类，依此类推，这原是本分，做到了不算崇高，做不到则是耻辱。

来源：鄢烈山的博客

转载自沈睿的博客：

几个星期在乡下，没有网络。这个星期回到文明世界里，上网一看，好几条中国成年男人与未成年幼女发生性关系的新闻。比如，四川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长卢玉敏花六千块钱与某个不到十四岁的女孩子发生性关系被拘捕又被释放因为据说不构成犯罪。比如在浙江丽水碧湖这样名字美丽的地方，好几个村干部都强奸中学女生。贵州习水也有多名公职人员嫖宿幼女。再加上邓玉娇案。朋友们送来的邓玉娇案件的评论我也一一看了。显然这几个星期，中国突然揭露了很多性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者都是成年男人，年轻的，中年的和老年的中国男人，他们对“雏妓”欲有独钟，不是情有独钟。他们没有情，只有欲，只有举起来的阳具。

我看这样的新闻，坦白地说，并不吃惊。如同去年的三氯奶粉事件一样，这样的事件在中国不是稀松平常吗？怎么成了人们突然义愤填膺的新闻？在中国这个男权社会男女不平等的文化里，少女从来都是男性的性欲望的主要对象。中国的文化，从来都是认为二八少女一枝花，女人三十豆腐渣的。中国男权文化对少女的癖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记得我大学的时候上课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自称只描写三十岁以上的女人，并认为女人只有三十岁以后才真正的韵味。巴尔扎克的论点在课堂上引起轰动。我那时才二十岁初头，对大家都不解和轰动印象非常深。那是我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男权文化认为少女才是最佳性欲望对象。我当时想，中国文化有少女癖。少女癖大概是中国多妻制的起源之一。

网上看批判嫖幼行为的文章，写得最有见地之一的是饱醉豚君的《嫖幼案与处女情结》http://www.bullogger.com/blogs/baozuitun/archives/299368.aspx。 文中，饱醉豚君说“我认为大众的处女情结和对处女初夜资源的分配不满才是卢玉敏案导致愤怒的重点。”他把大众的愤怒归结成中国大众的处女癖。我觉得他指出了传统中国文化一个要点，那就是处女癖的普遍化。但是，他说处女癖是大众的爱好，我觉得不准确，这大众，恐怕是男性大众，而非女性大众。因为女性占人口的一半，从数量上看还是多一半，饱醉豚君的论点应该重写成这样“我认为中国男人的处女情结和对处女初夜资源的分配不满才是卢玉敏案导致愤怒的重点。”这样才准确。

女性对这件事以及类似的成年男性对少女的性欺辱的愤怒，恐怕是来自对在中国做女人的屈辱的地位的愤怒和对这些被迫害的少女的同情，因为每个女人都曾经少女过。在中国做女人，虽然提倡男女平等的党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女性的平等并不真正引起那些自以为是的党的领导男人的注意。如果党的男领导人真的有平等意识，就不会在延安时代拿女学生给领导人配对，就不会制定规则不允许从上海跑到延安参加革命但又成了毛泽东的性对象的二十四五岁的江青参与政治决策。中国的男女平等，如同中国的很多比唱的还好听的政策一样，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延续的还是儒道两家传统的思想。中国女性的地位，在大多数中国男性的眼睛里，还是传统的儒道两家制定的地位。

儒家厌女（孔子为做俑者），道家恐惧男性性能力不足，这两者相辅相成，导致中国男性厌恶和恐惧女人，癖好还不能称之为女人的幼女。多妻制的男人不停地要纳黄花少女为妾。越有权力的男人，越要性幼女，好像性幼女才让他们感到权力的力量，感到自己男性的力量，本质上他们非常怀疑自己，本质上他们根本就不信任自己。男权社会里的男性特权，厌女症和男性的本质的不自信，这是我认为一些中国成年男人喜欢“性”幼女的根本原因。不正视这样的文化价值观，不对男权社会里占主导的性别价值观进行批判和反思，众人的义愤不过是阵雨罢了，对根本改变中国女性的地位，连解旱的功能都起不到。

6/11/2009

　　最近，美国诺克斯学院心理系教授弗兰克·麦克安德鲁从进化论的角度发表了对“八卦”的研究文章。认为“八卦爱好者”并非流行文化的产物，而是古已有之。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在建立社交圈子的过程中就有心理上的强烈动机，对周围人的生活保持密切的关注，以此更好地对抗未知风险、获取资源。因此，着迷于他人的“八卦”似乎早就在我们的基因上打下了烙印。

　　人类天生会“八卦”

　　麦克安德鲁的研究认为，对“八卦”的热衷从进化适应性上来讲，是优势品质。史前祖先的生活范围狭窄，在穴居时代，他们必须与团体成员合作以抵抗外敌；但在获取有限资源时，内部成员又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做人真不容易）。祖先们必须记住谁是可靠的合作者，谁又是骗子；了解谁是生育能力强的配偶；学会如何经营友谊、联盟和家庭关系。天啊，早期的人类在政治、社会学方面，天生的会利用八卦知识来繁衍子孙。

　　现在，我们的办公室流言，热衷的范围无外乎熟人社会的一部分，当然，名人也是熟人社会的常客。虽然他们离我们的生活甚远，但却是饭桌上永久的话题，充当了谈论的媒介物（他们真可怜），无论是陈冠希还是文怀沙，一旦被媒介（越来越多的大报不乏猎奇心理，周正龙拍虎照能上时政新闻的版面，就是一例）传播之后，其纤毫毕现的身体或是品性，恍如身边的一个不曾谋面的MSN熟人。

　　在办公室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关注上司的八卦，原因很简单，一方面通过八卦途径可以使自己与上级的心理平等感觉建立，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对八卦信息的交换与猎取（对，猎取，没错，把上司当猎物），使自己在办公室政治与办公室恩怨中，处于不败之地。

　　而对比自己职位低的人则毫无兴趣，比如前台，除非她正在猎食过程中击败了秘书，而与总经理有一腿。这时候，八卦就该升温了。

　　另外，对于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同级，八卦与流言则更是横行无忌。同级、同行、同一专业人士的圈子是滋生嫉妒、艳羡、满足精神胜利法的土壤。不了解八卦简直无法立足与生存。

　　“能八”是种社会智商

　　为什么我们会抵制不住窥视和传播别人的隐私？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心理学家罗宾·邓巴在其著作《哈拉与抓虱：从动物相互梳理、人类闲聊解读语言演化》中说：“闲聊是联结社会团体的一种机制，作用类似于灵长类动物之间的相互梳理”。

　　人类的经验证明，对他人隐私的强列兴趣，倍受自然选择的青睐，因为“能八卦”说明了具备预测和影响他人行为的社会智商。

　　如此看来，“能八”也是一种魅力，甚至于可以引入成为继智商、情商之后的第三商：八卦商。八卦的技巧意味深长、欲言又止，但“我只告诉你一个”是最大的谎言，“我答应你不跟别人说”是次大的谎言。人们在这样的谎言中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一旦发现伙伴每次跟不同的人都说相同的警语时，那牢不可破的心灵缔结遭遇摧残，便成为流言里随波逐流的一分子。

　　“暧昧”一词的出现给八卦提供了巨大的温床。暧昧介于是与不是、似可非可之间。这个临界状态的词汇包罗万象。你无法运用“澄清”一说，人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没有的事你干嘛澄清啊。因此，流言让它飞短流长、八卦让它自生自灭。看人看长线、看本质，不能让八卦一叶障目。

　　“珍惜生活、远离八卦”事实上很难做到，除非那些做大事的人，珍惜时间，把别人用来喝咖啡聊八卦的时间，都用到创作上去了。可是人都无法避免两件事：要么八别人，要么被别人八。名人们不用动怒，你选择了被别人八的生活，就不要迁怒于宋祖德。

　　八卦是局内人的事

　　时不时释放一些八卦消息，在社会学家看来，有利于“促进群体团结、增强群体规范、保证个体平衡”。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姆在著作《丛林中的等级制度：平等主义行为的演变》中就说：“通过流言蜚语、嘲笑奚落和排斥放逐来操纵控制公共舆论，已经成为抵制群体中出现潜藏的主导个体的主要手段（主导个体的通俗解释就是出头鸟）。”

　　八卦行为学的研究先驱是加拿大人杰尔姆·巴尔科，这位人类学家总结说：“八卦尤为关注与自己生活紧密相关的人：竞争对手、生活伴侣、亲戚朋友、社交伙伴及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上级人士。但在选择上，对上级和竞争对手的负面新闻更感兴趣，因为这对我们有利；有关亲友，则更乐于传播正面信息。”

　　八卦是局内人的事，如果没人找你聊八卦，说明你还不在这个圈子，你未被接受与取得信任，你被一脚踢开了，省省吧，溜墙跟的人。

　　娱乐精髓之所在

　　德里达说，今天的八卦主义，有三种成分：神话的成分较少，因为激情和想象的年代早过了；道德的成分较多，因为这基本上是一个对道德不在乎的时代；还有一种是科学成分，它正在实施八卦领域的霸权计划。形式上虽有所变化，但仍继承着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实质精神，一切的奇谈怪论都在考究范围之内。更仔细一点会注意到，先天八卦是神话八卦，在对峙之中激情和想象多一些；而后天八卦是道德八卦，人人争做四平八稳自强不息的君子（基本上可以认为，吾国自春秋以来，就是道德八卦为主流）。

　　八卦是舆论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舆论的起源，一个负面八卦必然引起谴责性舆论。有趣的是，愈是道德感缺失的社会，负面八卦引起的谴责反而愈激烈。八卦在毫无道德节制的媒介中畅通无阻，其本身的反道德性又勾起人们对道德的渴求。这种极端不平衡的供求关系只能导致单股停盘审查的悲惨结局，好在广大散户无需为此埋单，而这一点正是娱乐精髓所在。

　　八卦学的基本原理是专业。工科技师大多不想了解福柯的男友曾结过婚，李银河也未必对爱因斯坦的年薪有兴趣。

　　八卦学的基本动机是关注。比如曾经有几个曹雪芹的死忠粉丝开创了红学索引派，影响巨甚。这个传统很古老，从唐传奇到“怪谈新耳袋”，已发展为一门无比壮大的艺术形式。总的来说，这一动机生产的八卦，套用《银河系漫游指南》的条目注释，“基本上无害”。

　　八卦学的基本心理则是显摆。处于显摆心理支配下的人并不是八卦本身获得满足，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周围景仰的目光和激赏的评价。八卦只是一种可行手段，以此吸引众人，最终获得成就感。然而不得不承认，显摆的人会用最高效率推广八卦。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打听各种稀奇古怪的小道消息，独立深加工，然后投放市场。他们是最敬业的八卦中转站。
 
    摘自《新周刊》总第297期 胡赳赳 罗小亦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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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黍总说我爱八卦，天知道我在这方面已经算好奇心很小了>_<